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進程中，基層黨員干部既是政策落地的“執行者”，也是群眾利益的“守護者”。2025年7月13日，曲阜師范大學翻譯學院尋英故里·佑踐紅心實踐隊隊員趙紫露走進拳鋪鎮，采訪了楊以良，聽他講述在黨員與村干部雙重身份下的基層實踐故事。在與楊以良書記的交談中，他對黨員與村支書身份的理解，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了基層治理者的責任內核。這種認識不依托于轟轟烈烈的事跡，而在日復一日的躬身實踐中自然流淌，既帶著制度賦予的嚴肅性，又飽含泥土浸潤的溫度。
黨員身份：一種超越個體的“坐標系”
　　“黨員不是光環，是做事的‘坐標系'。”楊以良用粗糙的手掌比劃著，語氣里帶著不容置疑的認真。在他看來，黨員身份首先意味著“校準方向”——政策文件里的條文要轉化成田埂上的腳印，上級的部署要落地成村民能看懂的實在事。他提到某次鎮上開會學習鄉村振興政策，散會后他沒直接回村，而是先去鄰村的桃園蹲了半天，琢磨著人家的行距株距為啥能多結果，再結合村里的土壤條件調整方案。“黨員不能只會念文件，得讓村民覺得’黨的政策能幫咱過好日子'，這才是真的跟黨一條心。”
　　更重要的是守住底線。他回憶起剛任村支書時，有親戚想通過他承包村里的果園，承諾“利潤分你一半”，被他當場拒絕要是開了這個口子，村民怎么信你？黨員的公信力，就是在一次次說不里攢起來的。在他眼中，黨員的先進性從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面對利益誘惑時的清醒，是分配公益崗位時先考慮困難戶的自覺，是暴雨天把自家麥子放一放、先去幫五保戶搶收的本能。這種身份意識，讓個體欲望始終讓位于公共利益，成為基層治理中最穩固的“壓艙石”。 　　“村支書是個‘夾層’，但得把‘夾層’變成‘黏合劑’。”楊以良笑稱自己的工作是“既當政策的傳聲筒，又當村民的代言人”。他理解的村支書身份，首先是制度與村民間的"翻譯官"——把"宅基地確權"翻譯成"以后蓋房不吵架"，把"合作社分紅"解釋成"地里的活兒有人管，年底還能領錢"。有次推廣新型農業保險，村民覺得"交了錢可能白交"，他帶著村干部挨家算"往年受災損失賬"，還自掏腰包給幾戶困難戶墊了保費，當年秋天暴雨過后，拿到理賠款的村民主動找上門："楊書記，明年的保險我先交！"
　　同時，這個身份意味著要在"法理"與"人情"間找到平衡點。村里兩戶人家因宅基地邊界鬧了十年矛盾，鎮司法所調解多次無果。楊以良沒急著拿尺子量，而是先去老書記家翻出三十年前的分地賬本，又請兩位當事人的長輩坐在一旁，先算老賬，再講新規，最后在院子里用粉筆畫出邊界，雙方終于握手言和。“村里的事，光講法太硬，只講情太軟，得讓村民覺得這事處理得在理、暖心。”這種治理智慧，正是村支書作為基層神經末梢的獨特價值——既維護制度的剛性，又保留鄉土社會的彈性。
兩種身份的交織：在“公轉”與“自轉”中找平衡
　　“黨員是‘公轉’，圍著群眾需求轉；村支書是‘自轉’，帶著村子往前跑。”楊以良用一個樸素的比喻概括兩者的關系。黨員身份要求他始終保持政治自覺，比如推動移風易俗時，他先帶頭拆了自家院子里的舊神龕，告訴村民黨員不信迷信，但要信科學、信奮斗；而村支書的角色則要求他必須接地氣，比如村民習慣用土辦法施肥，他不直接否定，而是搞了塊試驗田，一邊用新技術種，一邊請老把式用傳統方法種，秋收時的產量對比，讓村民主動跟著學。
　　這種雙重身份的張力，恰恰構成了基層治理的活力。黨員身份賦予他不畏難的底氣——面對修排水溝時的資金缺口，他敢拍板先干起來，我帶頭墊錢；村支書身份則給予他會解難的智慧——知道村民認熟人不認公章，就把黨員分成幾個小組，常年在村口的小賣部、田間地頭蹲點，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說到底，就是別把自己當官，要把自己當橋——一頭連著黨和政府，一頭連著家家戶戶。
　　離開拳鋪鎮時，夕陽正把楊以良的影子拉得很長，他正蹲在新修的文化廣場上，和幾位老人商量著“健身器材咋擺不擋道”。他對身份的理解，或許從未寫進任何發言稿，卻在每一次彎腰傾聽、每一次俯身實干中，成為基層黨員干部最生動的注腳：黨員是初心，村支書是使命，兩者擰成一股繩，才能拉起鄉村發展的千斤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