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關中平原的晨霧還沒散盡，西安外國語大學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覓泥土馨香，尋秦川犁筆”團隊的腳步聲，已踏過臨潼的田埂、咸陽的街巷、鄠邑的院落與灞橋的協會小院。四天調研，實踐團成員們并不是簡單地“收集故事”，而是在農民作家的字里行間，觸摸到了土地與文字最滾燙的聯結——原來鋤頭握得穩的手，握筆時同樣能讓墨水帶著麥香。 　　在臨潼賀丙丁文學藝術館的玻璃窗里，泛黃的手稿上滿是修改痕跡。“你看這句‘麥秸在灶膛里笑出火星’，改了七遍，最后保留了‘笑’字。”賀建安先生指著父親的詩稿，指尖劃過紙頁上的褶皺，“他說農民寫詩，不能學城里人的‘風花雪月’，要寫麥秸燒起來的味兒。”
　　神東村的村頭墻上，幾行紅漆字格外醒目：“春播一粒籽，秋收詩三行”。王書記笑著說，這是村里的“詩歌墻”，每月換一次稿，都是村民自己寫的。“上次有個放羊的老漢寫‘羊啃過的草坡，長出了新韻腳’，娃們放學路過都要念幾遍。”而南陽村的會計室里，趙會計的賬本攤開著，“農民詩歌工作坊”的支出項旁，挨著“機井維修”的條目。“文化和莊稼一樣，都得澆水施肥。”他算盤打得噼啪響，眼里卻閃著光。
　　問卷發放時，一位大爺指著問卷上“你最想寫什么”的選項，在“村里的老槐樹”旁畫了個圈：“樹記著事兒呢，咱不寫，它就白長了。” 　　咸陽的安谷村，玉米葉在風中沙沙響。隊員們蹲在樹蔭下收問卷，發現年輕人的答案里多了“抖音文案”“朋友圈小記”。“我爺寫毛筆字，我用手機寫，都是記咱村的事兒。”20歲的小周晃著手機，屏幕上是他寫的“收割機碾過麥茬，像給大地劃了道省略號”。
　　凌曉晨老師的書房里，書桌上放著個平板電腦，上面是他用語音轉文字寫的初稿。“以前怕丟了靈感，現在手機一錄，回家再潤色。”他翻到一頁標著“待改”的詩，“但骨子里還得是黃土的勁兒，就像這平板殼，是用老玉米皮編的。”
　　姜蘭芳老師的茶幾上，擺著一摞村民的習作，有位大嫂寫“洗衣機轉著轉著，把老粗布的故事也攪碎了”。“農村女性的筆，能寫出洗衣機和織布機的對話。”她給我們讀《婚殤》里未收錄的片段，讀到“陪嫁的紅箱子現在裝著孫子的獎狀”時，聲音輕輕顫了一下。
　　匯通面攤的燈光下，隊員們聊起白天的發現：農民寫作從不是“過時的手藝”，它只是換了種筆墨，仍在寫著土地上的日子。 　　在鄠邑西郊村的晨光里，苦果老師家的院子早已熱鬧起來。為了迎接我們的到來，苦果老師專門為我們辦了一場歡迎會。
　　歡迎會在西郊村的政務中心召開，隊員們和詩人擠在一塊兒。我們朗誦苦果老師的《走農家路，讀農家詩，吃農家飯》時，“攪團里的醋香，比墨水還提神”一句剛出口，臺下就有人接：“對嘍，咱寫詩的，先得會吃咱農民的飯！”王連生老師接著讀《蟈蟈唱秋》，讀到“蟈蟈在大棚里也照樣唱”，在場人都笑了——誰都知道，他說的是村里新建的蔬菜大棚。
　　會后幫楊宏濤老師整理詩稿，發現每首詩旁都有批注：“這句‘麥芒刺破天’太硬，改‘麥芒挑著日頭走’更軟和”，批注人是“張鐵匠”。“詩社里沒老師學生，誰都能改兩句。”楊老師說。
　　去苦果老師家采訪時，英桃老師正在擇豆角，手里還捏著個小本，上面寫著“豆角架下的悄悄話，比情書還甜”。“干活時想起來的句子，不記下來，炒豆角時就忘了。”她笑著說，灶臺上老師專門給我們做的饃饃冒著熱氣，和詩稿上的字跡一樣，都是實實在在的生活。 　　灞橋區洪慶文化藝術協會墻上，掛著農民詩集和新媒體賬號二維碼。“左邊是1980年的油印詩刊，右邊是咱的抖音號，粉絲比鎮上超市還多。”路桄暢老師指著墻說，“老的新的，能讓更多人看見咱農民的字就行。”
　　楊民社老師的辦公桌上，擺著兩摞本子：一摞是村里小學生寫的《我家的老故事》，另一摞是“拇指作家”的手機手稿打印件。“教娃寫村史，幫老漢把手機里的段子改成詩，都是正經事。”他翻出一篇《村口快遞點》，“你看這‘快遞盒堆成小山，比麥垛還讓人踏實’，多鮮活！”
　　協會公眾號當天推送了我們的調研，標題是“【陜西農民詩歌】第817期文藝動態|校村詩社共聯歡青春詩意潤鄉田”。采訪結束合影時，楊老師把《灞橋詩抄》塞給我們：“書能翻完，但土地上的詩，寫不完。”
　　午餐時，農家飯的香氣里，老師們還在聊“農民寫作的未來”。“不用愁，只要有人種麥子，就有人寫麥子。”路老師的話，像顆定心丸。 　　四天里，實踐團成員們的背包漸漸沉了——裝滿了老師們的詩集；筆記本記滿了鄉音，有“寫詩就像種莊稼，急不得”的叮囑，也有“手機屏幕小，但能裝下整個村子”的新鮮話。
　　樊星老師熬夜改的提綱上，紅筆圈著“傾聽最本真的表達”；農民作家們的公眾號里，字里行間都是對我們的牽掛。這些都在說：農民寫作從不是孤芳自賞的文字游戲，而是鄉村的“文化血脈”，是鋤頭與鋼筆共舞的生命之歌。
　　歸途的車上，關中平原的夕陽正濃，實踐團成員感悟道：“這次調研不是結束，而是開始——當我們真正讀懂了泥土里的詩行，才算讀懂了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