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里的一個清晨，我踏上了前往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紀念館的路。車窗外，江南的田野泛著新綠，油菜花在微風中搖曳，很難想象八十多年前，這片寧靜的土地曾經歷過怎樣的烽火硝煙。紀念館坐落在張家港市塘橋鎮韓山村，白墻黛瓦的建筑群落隱在蒼翠的松柏間，既保留著江南民居的溫婉，又透著革命遺址的莊嚴。推開那扇鐫刻著“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紀念館”字樣的木門，一段塵封的歷史便在眼前徐徐展開。

　　展廳入口處，一幅巨大的歷史地圖吸引了我的目光。1941年，日偽軍在蘇南地區實施“清鄉”，抗日根據地遭受嚴重破壞。為凝聚力量、堅持斗爭，中共沙洲縣委根據蘇中區黨委指示，于1941年2月在韓山村成立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這是蘇州地區最早建立的縣級抗日民主政權之一。

　　“當時的條件極其艱苦，政府機關沒有固定辦公地點，干部們白天隱蔽在蘆葦蕩，夜晚深入村莊發動群眾。”講解員指著一組場景復原模型說。模型中，幾名身著粗布衣的干部圍坐在油燈下，桌上攤著泛黃的地圖，墻角堆放著簡陋的武器——這便是當年政權運作的真實寫照。在展廳的玻璃柜里，一份1942年的《減租減息布告》格外醒目，泛黃的宣紙上，毛筆字力透紙背，字里行間滿是“還利于民、依靠于民”的初心。

　　漫步在“政權建設”展區，一張張老照片串聯起那段艱難歲月。從建立區鄉抗日政權、組建地方武裝，到開展統戰工作、推行經濟改革，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在敵人的眼皮底下，硬是筑起了一道堅不可摧的“銅墻鐵壁”。特別令人動容的是“兩面政權”的故事：不少偽保長表面應付日偽軍，暗中卻為抗日隊伍傳遞情報、籌集物資，他們用“白皮紅心”的智慧，在刀尖上守護著百姓的安寧。

　　“最后一粒米做軍糧，最后一塊布做軍裝，最后一個兒子送戰場”——展廳墻上的這句標語，道出了沙洲百姓與抗日政權的血肉聯系。在“軍民魚水”展區，一組名為《母親的牽掛》的雕塑讓許多參觀者駐足：一位白發老嫗正為年輕的戰士整理衣襟，戰士手中緊握著半截窩頭，眼神里既有不舍，更有堅定。

　　講解員講述了“紅菱渡”的故事：1943年秋，日軍對沙洲地區進行大“掃蕩”，30余名新四軍傷員被困在長江邊的蘆葦蕩。當地漁民王桂英冒著生命危險，搖著小漁船往返十余次，將傷員轉移到安全地帶。為躲避日軍搜查，她把傷員藏在船艙底部，上面鋪滿紅菱，自己則假裝趕集的農婦應對盤查。如今，“紅菱渡”已成為軍民同心的象征，靜靜流淌的江水，仿佛仍在訴說著這段生死相依的往事。

　　在“百姓支援”展柜里，幾件實物見證著那段歷史：一只磨得發亮的土陶碗，是村民給游擊隊員送飯時用的;一把缺口的鐮刀，曾為部隊收割過軍糧;一塊補丁摞補丁的棉被，凝結著十多戶村民的心意。最讓人震撼的是一面“擁軍旗”，紅布雖已褪色，但“抗日救亡、軍民一心”八個金字依然耀眼。據記載，這面旗子是1944年春節，韓山村婦女連夜趕制的，她們把自家僅有的紅布拼湊起來，用金粉寫下對子弟兵的祝福。

　　轉過一個拐角，展廳的氛圍變得凝重起來。“英烈墻”上，密密麻麻鐫刻著200多位烈士的名字，他們中既有縣委書記、區長，也有普通戰士、民兵，最小的年僅16歲。在周水平烈士的遺像前，一段文字讓人淚目：“1942年5月，時任縣抗日民主政府秘書的周水平，為保護群眾轉移，主動暴露自己引開敵人，在彈盡糧絕后跳入江中，被敵人亂槍掃射犧牲，年僅28歲。”

　　“這些烈士沒有留下后代，甚至沒有一張清晰的照片，但他們用生命換來了今天的和平。”講解員的聲音有些哽咽。在英烈墻的盡頭，一面鮮紅的黨旗格外醒目，許多參觀者自發在此駐足，向英烈三鞠躬。一位白發老人撫摸著墻上父親的名字，喃喃自語：“爹，您看，現在的沙洲多好啊，您的血沒有白流。”

　　走出紀念館，雨已停了。陽光透過云層灑在廣場上，“抗日烽火映沙洲”紀念碑的剪影格外挺拔。廣場旁的草地上，幾位小學生正在老師的帶領下宣誓，稚嫩的聲音里滿是堅定：“銘記歷史，報效祖國”。不遠處，韓山村的新民居錯落有致，老人們在健身器材上鍛煉，孩子們在追逐嬉戲，一派祥和安寧的景象。

　　站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我忽然明白：紀念館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段故事，都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更是精神的火炬。沙洲縣抗日民主政府雖然只存在了三年多，但它所孕育的“不畏強敵、團結奮斗、依靠群眾、甘于奉獻”的精神，早已融入這片土地的血脈。如今，這種精神正化作推動發展的強大動力，讓昔日的抗日根據地蛻變為現代化的文明城市。

　　離開時，紀念館的木門在身后輕輕關上，仿佛在提醒每一位參觀者：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從先輩的奮斗中汲取力量，讓紅色的基因在新時代的沃土上，開出更加絢爛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