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從古老《詩經》的吟唱到現當代的鄉土文學，中國的文學始終與土地緊緊聯系在一起，形成了獨居地域特色與民族風格的文學作品。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發展，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如何讓留住鄉愁、賦能鄉土？近日，西安外國語大學“覓泥土馨香，尋秦川犁筆”實踐團走進陜西省咸陽市，對話咸陽市詩歌學會會長凌曉晨，探尋他與黃土地的深刻聯結，以及新時代的農民寫作的新變化。 　　15歲前的鄉村生活，是凌曉晨文學基因的最初密碼。七歲時，他便在煤油燈下為生產隊社員讀報，昏黃燈影里社員們專注的神情在他心里埋下了文字的種子；14歲時，他在生產隊當記工員，一天收割一畝半麥子掙得三元錢登上廣播受到了表揚。“那時全村人都把我當自家孩子，我吃百家飯、穿百家衣長大。”這份浸潤著鄉土溫情的成長經歷，讓他對農村人物的話語方式、生活細節有著天然的敏感。梁塬山峁的起伏輪廓,最終在他眼中化作流動的詩行，成為日后《黃土色澤》等作品中地理意象的源頭。
　　在凌曉晨的創作中，“黃土高原”“渭河”“咸陽古渡”等意象并非簡單的地理符號。“黃土高原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他筆下的渭河，既是滋養兩岸的母親河，更是文化血脈的隱喻；關中方言與民俗則為其詩歌注入了鮮活的肌理，“秦腔”的嘶吼里有中國人的精神底色，要延伸至“每個人的心靈與精神層面，反映在社會經濟與文化素質的更高層次”。這種將地域符號升華為精神象征的創作手法，讓他的作品既帶著泥土的厚重，又兼具文化的穿透力。 　　面對“農民作家”的標簽，凌曉晨有著清醒的認知：“身份不代表文學水平，好作品不分圈層。”他反對將“泥土性”與“書卷氣”對立，認為“作家的第一要務是寫出獨特的作品，而非被身份定義。”在他看來，新時代農民寫作的突破點，不在于刻意追逐“新地域場景”，而應始終錨定“愛、情、生活的希望”這三個核心。城鎮化中的鄉村變遷值得書寫，但更重要的是捕捉變遷中人性的溫度。
　　談及網絡平臺對文學的影響，凌曉晨坦言其推動作用“不可思議”：“現在一周的詩歌產量堪比唐詩總量，其中未必沒有佳作。”但他同時強調，技術終究是工具，“AI寫不出對一朵花的生命感知”。在他看來，作家的不可替代性在于“獨特的個體經驗與生命意識”，這也是抵御技術同質化的核心力量。
　　針對農民寫作面臨的出版難、認可度低等困境，他呼吁建立更完善的支持體系：“提高稿費、增設培訓、規范市場，讓創作者能體面地堅守。”而他自己，則選擇以跨媒介探索拓展表達邊界——新作《沅水謠》將詩歌與攝影結合，讓文字的河流與影像的波光相互映照。 　　年過花甲之年的凌曉晨，仍保持著旺盛的創作欲。從黃土高原到海洋文化，他不斷追尋中華文明的流動軌跡。在他看來，“扎根”不是固守，而是“讓靈魂的種子在合適的土壤里生長”。“詩讓我們走向永遠。”這句他常掛在嘴邊的話，恰是其創作生命的寫照。從咸陽永壽縣蒿店村的煤油燈下讀報少年，到退休后仍筆耕不輟的詩人，他的創作始終扎根于這片厚土，在字里行間凝結著黃土高原的呼吸與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