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感的產生一定是建立在大量閱讀和積累的基礎之上。”“歷史沒有單純的A面或者B面，你的年齡增長一點、閱歷增加一點，對歷史就會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著名作家馬伯庸，攜新作《大醫》走進沈陽城市學院，分享他在創作過程中的思考和“醫術之外”的故事，與師生探討何為大醫精神，暢聊寫作經驗。

馬伯庸，作家，人民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茅盾新人獎得主。被評為沿襲“‘五四’以來歷史文學創作的譜系”，致力于對“歷史可能性小說”的探索。代表作有《大醫》《長安的荔枝》《兩京十五日》《顯微鏡下的大明》《長安十二時辰》《古董局中局》《三國機密》《風起隴西》《三國配角演義》等。

分享會現場，馬伯庸從自己的全新長篇小說《大醫·破曉篇》《大醫·日出篇》的寫作經歷講起，分享了在自己在創作調研時，搜集到的一系列與中國近代醫學相關的故事。《大醫·破曉篇》的故事主要集中在1904至1911年的上海、關東、皖北和英國倫敦；《大醫·日出篇》通過一群20世紀上半葉醫生的視角，充滿激情地回望近代中國歷史，側面展現了中國現代醫學艱難創建和發展的曲折歷程。

馬伯庸在分享會中向大家展示了自己搜集到的文獻、文物、照片、信函等資料，將一個個真實發生的故事串聯起來，為在場師生呈現了一個更加生動的中國近代醫學史。馬伯庸表示，從這些故事中能看出，從近代到現代，在我們所不知道的地方，醫護人員為我們做出了很多偉大的貢獻，他們的精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讓更多的人了解到他們的經歷，看到醫護人員是怎樣為了守護人民群眾的健康挺身而出，是我們的責任，以古觀今，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能夠對醫護人員多一點寬容，多一點理解，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安慰和鼓勵，這也是我創作《大醫》這個作品的初衷。”

互動環節，現場氛圍熱烈，同學們積極舉手提問，從針對作品的提問再到對專業問題的探討，馬伯庸都一一給予解答。2020級廣播電視編導專業李明昊十年前開始第一次接觸馬伯庸的作品，在現場向馬伯庸提出了閱讀后產生的問題：“我在看了您很多作品之后，了解到歷史其實是分為A面和B面的，您認為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中，有多少B面是沒有被我們發掘的？”面對這位“十年老粉”的提問，馬伯庸用三國時期官渡之戰中的袁紹作為案例，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同學們，“歷史沒有所謂單純的A面或者B面，真的或者假的，每個人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擁有不同的人生閱歷，感受到的歷史是不一樣的。有一句話叫‘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所以同學們也要去多讀書，讀的書多了，閱歷增加了，看待歷史就會有自己獨到的理解。”

有同學在讀了《長安的荔枝》這本書后，向馬伯庸提問：“為什么您寫的歷史類小說大多都會寫專門寫一段小角色的生活？”馬伯庸回答道：“我們能被歷史中的故事所打動，是因為這些事情都足夠“小”，足夠靠近我們的日常生活。咱們都是小人物，是普通人，當我們看到歷史時候，看的其實不是歷史，而是歷史中和我們經歷相同的小人物的喜怒哀樂，看的是一種共鳴感。所以寫一些小人物會對我來說更有價值，對讀者來說可選擇余地會更多一點。”在現場，也來了許多戲劇影視文學專業的學生，他們針對自己的專業向馬伯庸提出了問題，“您覺得文學創作需要靈感嗎？文學靈感是可以培養的嗎？”馬伯庸以自己創作《長安的荔枝》的經歷回答了這個問題。這本書是他靈感爆發，僅花了11天便完成的作品。但這次的靈感爆發，是因為之前自己準備了十幾年，“靈感當然很關鍵，但是這一切一定是建立在大量的閱讀和積累的基礎之上，我們需要有足夠多的積累，才能夠把靈感轉換為成熟的作品。”

“您認為鏡頭語言和文學創作中的書面語言區別在哪里？”馬伯庸現場舉例說明了兩種語言的不同，他表示，“小說和影視劇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一種是詩化語言的表達，一種視頻語言的表達。編劇的作用就是要將所有的信息轉換成視覺和聽覺的語言展現給觀眾，必須要想明白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才能寫出好的劇本或者好的文學作品。”針對馬伯庸初次擔任編劇的《顯微鏡下的大明》，有同學向他提問，在編劇和作家這兩者身份的轉變上有什么困難嗎？馬伯庸表示，這兩者是團隊工作和個人工作的區別。寫作是單兵作戰，一個人構思、寫作就能完成。但是編劇是團隊作戰的一部分，也是第一步，在寫劇本時就要充分考慮到拍攝實際，劇本完成后，還要根據導演的需求、演員的檔期、拍攝的實際情況去修改劇本。所以編劇在寫劇本時要考慮更多的實際情況，也要不停地跟人溝通，不停地修改，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分享會結束后，馬伯庸現場為同學們簽名，并與讀者繼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