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鹽城這片浸潤著紅色基因的土地上，新四軍的故事如鹽阜大地的文脈般源遠流長。當我嘗試將這份厚重的紅色記憶融入自閉癥兒童的課堂時，原以為會是一次艱難的碰撞，卻意外收獲了一場關于接納、理解與成長的雙向奔赴。
特殊的課堂，特殊的“對話”。自閉癥兒童的世界，常被形容為“被透明墻隔開的花園”——他們對聲音、色彩、情緒的感知與普通孩子截然不同。最初的課堂上，新四軍的故事繪本、沖鋒號的錄音，甚至是仿制的軍帽，都可能引發他們的抵觸：有的孩子會捂住耳朵重復念叨數字，有的會盯著墻壁一言不發，還有的會突然起身繞圈奔跑。
  我意識到，紅色文化的啟蒙不能是“填鴨式”的灌輸，必須先走進他們的世界。我們開始用“感官適配”的方式重構內容：將新四軍行軍的路線畫成彩色線條，讓孩子用手指沿著線條“行軍”；把《新四軍軍歌》的旋律簡化成鋼琴單音，配合拍手節奏傳遞力量；用紅綢布模擬“紅旗”，讓他們在揮舞中感受“前進”的意象。當一個總愛蜷縮在角落的孩子，第一次主動舉起紅綢布時，我突然明白：對他們而言，“紅色”或許不是歷史概念，而是一種可觸摸、可感知的溫暖。
   鹽城的紅色資源是天然的“教具”。我們帶著孩子走進新四軍紀念館，避開人群密集的展區，專門選擇兵器陳列區——那些銹跡斑斑的步槍、軍號，在他們眼中不是冰冷的文物，而是有“故事”的物件。一個對圓形特別敏感的孩子，反復觸摸手榴彈的引信，我輕聲說：“這是戰士們保護家鄉時用的‘武器’，就像你保護自己的玩具一樣。”他突然抬頭看著我，第一次清晰地說出兩個字：“保護。”
   我們引導孩子觀察戰士們的表情：“這個叔叔在笑，因為他打了勝仗。”“那個阿姨在哭，因為她想念家人。”慢慢的，有孩子會指著圖片上浮雕里的“小戰士”說：“加油。”這些變化讓我頓悟：紅色文化中的“勇敢”“團結”，其實是跨越認知障礙的共通情感，而鹽城的紅色地標，就是這些情感的“具象載體”。
   我們還嘗試讓孩子參與“微型情景劇”：用積木搭建“崗哨”，讓他們扮演“放哨的小戰士”；用彩紙折“小船”，模擬新四軍“蘆葦蕩里打游擊”。一個曾拒絕與人對視的孩子，在扮演“送信員”時，竟主動將“信”（一張畫著紅旗的紙）遞給了同學。那一刻，新四軍“軍民魚水情”的內涵，以最樸素的方式得到了詮釋。
與自閉癥兒童相處的過程，也是我重新理解紅色文化的過程。他們的純粹，讓那些宏大的歷史敘事變得具體而溫暖。一個孩子把戰士的帽子涂成了藍色——那是他最喜歡的顏色。我沒有糾正，因為在他的世界里，“英雄”可以有不同的模樣，而這種包容，不正是新四軍“團結一切力量”的精神內核嗎？
有一次，課堂上播放新四軍行軍的紀錄片，畫面里戰士們在雪地里跋涉。一個孩子突然拿起自己的外套，蓋在了屏幕上。老師問他為什么，他含糊地說：“冷。”這個舉動讓在場的人眼眶發熱：紅色文化教給我們的“共情”，竟被一個自閉癥孩子用最本能的方式演繹出來。
如今，孩子們會主動把畫著紅旗的作品貼在教室墻上，會在聽到軍號聲時下意識地挺直腰板。這些變化或許微小，卻印證了鹽城紅色文化的生命力——它不僅是成年人的精神滋養，也能成為特殊兒童成長的“養分”。
    實踐讓我深刻體會到：對自閉癥兒童的紅色文化啟蒙，本質上是一場“愛的教育”。鹽城這片土地上的紅色記憶，之所以能觸動他們，是因為其中蘊含著最本真的人性光輝——對家鄉的熱愛，對和平的渴望，對同伴的信任。這些情感，不需要復雜的語言就能傳遞，不需要完整的邏輯就能感知。
   當孩子們用稚嫩的畫筆，把新四軍戰士畫成“戴著紅帽子的超人”，把鹽城的蘆葦蕩畫成“綠色的保護罩”時，我忽然明白：紅色文化的傳承，從來不是復制歷史的細節，而是傳遞其內核的精神力量。而特殊兒童的視角，恰恰讓這種力量變得更純粹、更動人。

在鹽城，紅色文化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而自閉癥兒童是需要更多陽光的花朵。當紅色的光芒以恰當的方式照進他們的世界，不僅能讓他們感受到歷史的溫度，更能讓我們重新審視：紅色教育的本質，是喚醒每一個人心中的“愛與勇氣”。這或許就是鹽城給予我們的獨特啟示——用土地的厚重托舉特殊的生命，用紅色的光芒照亮成長的道路。